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其中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纲领的施行使边区政府成为廉洁勤俭政治模范区。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好了党规党纪，就能弄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延安时期是党的纪律建设系统推进、党纪教育全面展开时期，对我们今天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廉洁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防线
延安时期，为了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防止滋生腐败现象，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廉洁纪律教育，多管齐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一是教育导廉。延安时期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案例警示教育与模范榜样教育相结合，提高了党员干部追求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内在自觉。
二是惩腐促廉。坚决惩处腐败，以惩促教，是延安时期廉洁纪律教育最有效的手段。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指出“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如肖玉璧作为老红军，战功赫赫，身上有九十多处伤疤。但是，他在担任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倒卖物资，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起到了极大的震慑和警示教育作用。《解放日报》发布消息和评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三是领袖示廉。党的领袖群体以身作则的廉政为民形象对延安时期的廉洁纪律教育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背上粪筐拾粪积肥。中央领导和普通士兵一样，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土窑洞……党的领袖群体严于律己、清正为民的形象动员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四是制度保廉。1941年5月1日，经毛泽东加写和改写、中央政治局批准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强调“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施政纲领不仅适用于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施行，纲领的施行使边区政府成为了“十个没有”和“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勤俭政治模范区。通过筑牢思想防线、严惩腐败分子、建立健全法制等措施，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矗立起了一座廉洁政治的丰碑。
群众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重点
群众纪律教育是党纪教育的“魂”，是延安时期纪律建设、党纪教育的重中之重，核心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确保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是教育军队严明纪律、秋毫无犯。毛泽东通过作报告、发电报、作指示等多种形式，对军队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指出，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要充分注意群众工作，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如1937年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王兆相等并告八路军总部、第一二O师：“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二是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群众是我们最后的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我们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1939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讨论《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草案时，指出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把群众工作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习仲勋，长期关心群众生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1944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刊载了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的讲话《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在第一部分“把屁股坐得端端的”中，要求“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
三是教育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从党的七大开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以及群众路线这个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被写入党章，后沿用至今。
总之，延安时期的党纪教育，使全党统一了思想、纯洁了组织、联系了群众、凝聚了力量，实现了“三多三少”：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
